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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传》读后感10篇

  《贝多芬传》是一本由梅纳德·所罗门著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496,读好书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贝多芬传》读后感(一):一部全新视角的《贝多芬传》(转自 蒲镠 原作)

  作为一名古典音乐和贝多芬音乐爱好者来讲,最初的困难是没有音响资料。但在网络世界发达的今天,要收听、收看贝多芬的曲目和观看音乐会视频也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然而,要深入地了解作曲家本人,一些高质量的作曲家研究资料和传记材料则是其主要的途径。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梅纳德·所罗门著、田園译的《贝多芬传》,则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和分析研究成果。

  本书的作者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是世界上最享盛名的贝多芬研究者之一。作者以来源极为丰富的原始资料、福尔摩斯式的研判甄别、内窥镜式的观察分析,将贝多芬“同时置于社会事件、家庭群体、思想史、以及音乐风格与形式发展的关系中”(序言),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生动而丰满的贝多芬形象。

  对于贝多芬,我也曾经阅读过一些传记,但对他个人来讲基本上得到的是一个比较简略而模糊的形象。但在看过这本新出版的《贝多芬传》后,感觉对贝多芬的自身成长、思想变化、作品关系、他的浪漫史都有了比较清晰的脉络,而书中细致的心理分析和不时出现的轶闻趣事,更使得贝多芬呈现出有血有肉、丰满生动的形象。这些都对我们深入的了解贝多芬、理解贝多芬的作品,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

  比如说贝多芬作为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与影响欧洲进程的启蒙运动之关系问题,本书“第四节 最后的波恩岁月:启蒙运动”中对“当时贝多芬形成社会和文化思考时的氛围”(第43页)和参加的一些活动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贝多芬在给布赖特科普夫-黑特尔德信中说:“没有一篇科学论文,对我来说真的过于玄乎。我从儿童时代起就力求领会每一个时代更为优秀和智慧人物的思想,只不过不要求真正的博学”(第45页)。而“他对艺术和对美的热爱,赞同伟大的启蒙运动理念——道德、理性、自由、进步、博爱,或许有助于控制住他内心火山样喷发的力量”(第49页)。启蒙运动对贝多芬的影响是持久的,“晚期的贝多芬有许多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他回归到了青年时代没执行的计划上来,在《第九交响曲》中这种回归差不多是确确实实地在进行”(第372页)。而贝多芬在1785年就“已经计划谱写席勒的《欢乐颂》”(第372页)。

  贝多芬从1800年起每年都住在夏季住所,他说:“我多高兴有一天能在灌木丛、树林里,在树木、杂草、岩石间散步,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一样热爱乡下。树林、树木、岩石可真是发出了回声,人们希望得到的回声”,“宁静与自由是最大的财富”(第96页)。从这里也使我了解到《第六(田园)交响曲》也许就是贝多芬内心对大自然最真诚热烈的回声。

  我们现在对于贝多芬作品的了解基本是通过他人演绎的,而作为作曲家和钢琴家的贝多芬他自己演出的效果又如何呢?“C.车尔尼描述过贝多芬对他听众产生的不同寻常的效果:‘无论它身处哪种社交聚会,他都善于给他的听众造成这样的效果,常常让每个人的眼中泪水一直不干,而有一些人甚至放声大哭,因为他的表达中有某种神奇,更不用说他再现这些乐思和俏皮风格时的美和独创’”(第68页)。是啊,这样的场景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来讲,只有通过这些文字去想象那美妙的时刻了。

  贝多芬的恋爱生活一直是贝多芬爱好者们关心的问题,但“年轻的贝多芬未能如愿与某一女性建立爱情关系”,“贝多芬在性上的胆怯,使他不只一次成了比他年轻的乐队队员嘲讽的靶子”(第50页),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他没有恋人,在所罗门《贝多芬传》中,对贝多芬各个时期的情感生活都有着记述,如贝多芬的初恋情人J.东拉特,在维也纳“第一个点燃他情火的女歌者维尔曼”,但最精彩的还是对贝多芬“永生的恋人”推理,这是“生命中唯一的一次,贝多芬找到一位女性,他爱她,而且她也回应了他的爱情”的人。作者在本书中像福尔摩斯一样用了38页的篇幅来研判谁是贝多芬“永生的恋人”,其中考察了贝多芬十多位女性朋友。经过断案一样的分析判断,确定了安东尼•布伦塔诺才是贝多芬“永生的恋人”,而细心的作者还在书中配上了三幅安东尼•布伦塔诺的肖像画,让读者一饱眼福。

  作曲家写出很多不朽的作品,性格上也够特立独行,他是否也写过一些应景作品呢?实际上“他在1800年前公开地写了众多的应景曲子——对舞、连德勒、乐队用小步舞曲,为曼陀林或者机械乐器作的曲子。此后他坚决避开——撇开少量不重要的例外不谈——这类音乐”(第176页)。

  读完全书之后,可以非常明确的感受到,贝多芬不是在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与那个时代的先驱人物们一起去撞击人类“命运”的大门,并由此引来了欧洲十九、二十世纪的辉煌发展。

  这不是一本编年体的传记,作者在书中是把贝多芬的生平分成了波恩时期、维也纳早年岁月、英雄时期和最后的阶段四个板块,然后对其在各个阶段的生活、思想、情感、作品等用心理学、社会学、美学和历史方法对贝多芬生平进行分析。在音乐作品的分析方面也不是对作品进行技术性分析,而是重点对音乐作品的风格、作品间发展演变关系进行总体分析,使我们对其全部音乐作品有一个高空俯瞰式的了解。书中附有按作品类别和作品编号分别列出的贝多芬作品目录,以方便爱好者们查阅,译者也很贴心地也将这些附录译成了中文。

  本书的译文很忠实、生动地反映了200多年前贝多芬当时的生活场景,特别是对德文文件和书信的翻译,更是让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

  作为一位古典音乐的爱好者,现在非常诚挚地把这本《贝多芬传》介绍给同好们。对于刚读过这本书的我来讲,感觉到还有许多地方需要细致的阅读,相信每次都会有新的收获,就像是听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一样。相信喜欢贝多芬的朋友,也可以在这里可以了解到所希望了解的东西,由此认识一位更加真实而丰富多彩的贝多芬。

  二〇一四年一月八日

  《贝多芬传》读后感(二):该书的出版在国内贝多芬研究领域是一大贡献

  首先,感谢这本书的出版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编校工作之难足以让许多重效益的出版社望而却步,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出版这本小众且偏学术的专著,在经济利益方面出版社不会得到很丰厚的回报。尽管如此,该书从装帧到文字编译质量均值得称道。其中的辛苦不言自明。

  该书的出版在国内贝多芬研究领域是一大贡献。据我所知,近年来国内贝多芬研究领域的著作仅有《贝多芬音乐与人生》(列维斯•洛克伍德著,刘小龙翻译)。而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作为一部已经公版文学作品,各个出版社版本众多,与该书也绝无可比性。本书在许多贝多芬研究的重大课题上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比如解开了贝多芬“永恒的恋人”这一千古之谜。

  在这部《贝多芬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贝多芬心理如解剖刀般深刻的分析,让我们对这位伟人的印象不只停留在文学家刻画的表面上坚强而忍受痛苦的英雄,他也是一个普通人类,其行为背后的深刻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让人叹为观止,比如其强行将他的侄子卡尔从其母亲手中夺走,由自己充当其唯一的监护人。

  曾看到严宝瑜教授提到,迄今为止向外公布的有关贝多芬的生活记录,特别是在遗物中发现的那两件重要的文本-《海里根施塔特遗嘱》和《致不朽的爱人》的信件-传达了这样的印象,贝多芬这个人在世界上是一个经受痛苦,常常变得阴郁,更多地为了追求着爱而从来没有想从中获得满足的人。看透他的也许是歌德。恰好在贝多芬写了那封《致不朽的爱人》的信不到两个礼拜之后,他们两人在波希米亚浴场特普利茨聚在一起。他用尖锐的眼光看透了贝多芬的性格,他说:“他可惜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他把世界看作讨厌,这一点上他没有错,问题是,这样一来,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成了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了。”

  《贝多芬传》读后感(三):终于看到“永生的恋人”

  作为一个喜欢八卦的读者,一拿到这本书,首先就翻到了“永生的恋人”这一节,正如李曦微教授序中所谈到的,作者在本章中如同福尔摩斯探案一般,抽丝剥茧的按照贝多芬情书所写会面时间等多个条件,将有可能的贝多芬恋人挨个进行了比对。排除其中不具备“作案时间”的大部分,终于确定了安东妮•布伦塔诺——永生的恋人。整个分析过程实在是让人大饱眼福。

  通过其二人虽然热恋,但最终未能在一起的这整个事件中贝多芬矛盾心理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藏在深井中的贝多芬——没有能力摆脱过往经历带给他的重负,他终于从自己以为的能够过一种正常家庭生活的错觉中醒悟过来,并最终放弃了婚姻,将独身视为命中注定。看到这里,悲伤不期而至,让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贝多芬传》读后感(四):《凡人贝多芬》(转自《文汇报》2014年5月16日11版,作者:上海音乐学院 副院长 杨燕迪)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当代人,看待世上人、事、物的态度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总的来说是趋于冷静客观,心存疑虑,要求真凭实据,哪怕事情的真相有时令人难堪。针对那些历史中的伟人和名人,“为尊者讳”的习惯也逐渐退却,大家似乎愈来愈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某些原来不足为外人道的禁忌,甚至公开谈论一些原先似难以启齿的话题。例如,大音乐家中,舒伯特的死因是梅毒而不是原来常说的伤寒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有确凿定论而成为学界共识。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恋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压力和苦痛,为解释这位作曲家特别擅长的悲情音乐表述提供了直接的支持。另一位20世纪的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在世时人们对他的同性恋情结一般避而不谈,但近来随着社会对待同性恋的开明态度逐渐占据上风,这个话题也已成为毫不起眼的日常谈资。

  近日读美国著名音乐学者梅纳德•所罗门的《贝多芬传》(田園译,陕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版),也能感到这种将“伟人”还原为“凡人”的明确意向。国人心目中的贝多芬,大致是罗曼•罗兰笔下浪漫色彩浓郁的“英雄”形象,通过傅雷先生的精彩译笔,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喉咙”的事迹早已深入人心。贝多芬是力的化身,英勇的象征,“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疾,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直至今日,每当回想罗曼•罗兰塑造的这个崇高、升腾、伟岸、在道德上似乎毫无缺点的“高大全”贝多芬,耳边回响起贝多芬的《英雄》或《命运》交响曲,确乎仍能让人获得无名的“正能量”——因为这确乎是贝多芬生平和音乐的某种实质。

  但在所罗门这部40万字的学术性传记中,作者通过严谨的考证,依据扎实而可靠的原始资料(可惜,中译本中删除了注释出处,降低了此书的学术规格),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和丰富的社会学景观为读者勾勒了一幅更加冷静、更加逼真、也更加多面复杂的“凡人”贝多芬性格画像。此书1977年初版后,随即大获好评,被西方学界公认是近年来出现的最卓越的作曲家生平研究著作(没有之一),可谓实至名归——它以“平视”而不是“仰视”或“俯视”的角度看待一切人,这其中透出的其实是现代人的平等价值理念。

  不错,贝多芬是“伟人”,他的伟大在于将“所有的失败最终都转变为胜利”。而所罗门观察到,在这个困难重重的转变过程中,贝多芬作为一个“凡人”所经历的心灵扭曲、人格磨难乃至性格偏执。例如,贝多芬终身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出生年份,他一直固执地相信自己比实际年龄小两岁——“我是谁?”这对于贝多芬从一开始就是问题。贝多芬以曾经担任过乐长的爷爷为荣,但为酗酒的父亲感到羞耻,心灵受创,便养成日后孤僻沉默而耽于幻想的性格。成人以后逐渐恶化的失聪,更是加剧了他的与世隔绝,强化了他的猜疑、无礼和偏执。

  有幸的是,启蒙运动追求道德、理性、自由、进步和博爱的理念成为贝多芬一生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这是他之所以能够克服诸多人生磨难而不断在艺术上进取的思想前提。但贝多芬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革命者”,而是常常处于矛盾之中:他依赖于“旧制度”的贵族赞助,但又讨厌对贵族的人格依附。移居维也纳之后,贝多芬依靠自己的钢琴演奏才能和创作成果,在贵族圈里如鱼得水,衣食无忧。但他和贵族朋友时有摩擦,有时搞得不欢而散。但随着1815年之后社会体制的转变,贵族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不得不减少了对贝多芬的资助,贝多芬又开始担忧自己的经济入不敷出,忧心忡忡。

  说到贵族和平民的等级差别,贝多芬虽然受到启蒙运动追求平等博爱的感召,但仍然坚信贵族作为一种人格理想的卓尔不群。他甚至曾有一段时间坚信自己有贵族血统——因为他误以为自己的中间名 “范”(van,他的全名是路德维希•范•贝多芬)是德国贵族封号“冯”(von)的对等物。直到1818年他因与弟媳妇打官司争夺侄子卡尔的监护权,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他要求到贵族法庭审理的要求——贝多芬认为自己是贵族的臆想被证明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对他的心理又是一次重大打击。

  贝多芬晚年的最大磨难莫过于与侄子卡尔的困难相处。在原先的传记传统中,诸多作者都为贝多芬开脱,认为两人关系不好,主要问题是卡尔不争气、不服管,让这个著名的伟大作曲家伯伯为这个不成器的侄子伤透了心。但是在所罗门的解释中,通过仔细的考辨和衡量,天平被重新置放。贝多芬被认为患有心理强迫症,他以“父亲”自居,迫使侄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学习和生活,但遭到侄子极力反抗。贝多芬严格监视卡尔的交往,并将零花钱扣至最低限度,卡尔只得举债度日。1826年7月底,也就是贝多芬逝世前不到8个月,卡尔自杀(未遂),两人关系彻底破裂。可以想见此事对贝多芬的打击之重:“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贝多芬写信给朋友说道。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正是在这些看似无穷无尽的日常苦痛和烦恼中(尤其在贝多芬晚年),贝多芬却写出一部又一部至今仍让人惊异的伟大杰作(特别是他的晚期创作)。实际上,当我们了解到这位在现实生活中并非“高大全”的“凡人”贝多芬,却在艺术中成就了如此伟大的业绩,这其间的反差会更加耐人咀嚼。所罗门冷静到有时不留情面的笔触,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真实、也更加靠近凡俗的贝多芬。弗洛伊德所谓“压抑和补偿”的心理学说,在贝多芬这里得到戏剧性的验证。人生有缺陷、有失败,但与之相对,换来的却是音乐的升华和艺术的胜利。这并不是说,艺术是人生的反面,而是意味着,艺术并不简单是生活的反映或折射,它更是人生的某种精炼、提纯和超越。

  2014年5月3日

  写于沪上“书乐斋”

  《贝多芬传》读后感(五):永恒的爱人——米莎•多纳特 柳岸/译

  注:本文引自《中华读书报》

  贝多芬与女人的关系一直令传记作家们兴味盎然。毫无疑问,这位作曲家曾数次深陷爱河,但他似乎也总是能痛苦地意识到:婚姻生活与自己内在的创作冲动并不兼容。几乎每一次,贝多芬恋上的都是他得不到的女人,当中的障碍或者是对象的婚姻状况,或者是对象的社会地位,往往是两者兼而有之。

  人们对贝多芬爱情生活的兴趣有一个焦点,那就是他在1812年夏天写下的一封情书,收信人是一位身份不明的女子。那一年,贝多芬在陌生的道路上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夜间旅程,于7月6日凌晨4点钟到达了以温泉闻名的波希米亚小镇特普利茨(Teplitz)。上一年夏天,贝多芬的医生也曾建议他用这儿的温泉治疗疾病,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此时的贝多芬显然承受着一场严重的中年危机。

  到达后的当天早上,贝多芬开始撰写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其对象几乎可以肯定是他来这儿的时候在布拉格遇见的一位女性。贝多芬在信中告诉她,他是在用她的铅笔写信,并称她为“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本真的自我。”他问道:“你不完全属于我,我也不完全属于你,你能改变这种状况吗?”晚上,贝多芬接着写这封信,第二天早上又给它加了一页。这一页里有他曾写过的最著名的话语——他称她为“永恒的爱人”(Immortal Beloved)。

  她究竟是谁?贝多芬真的寄出这封信了吗?贝多芬死后,人们在他的文稿中找到了这封信。鉴于贝多芬在生命中最后15年里生活颇为动荡,平均每年都会换一次住处,这封信对他的意义想必非同小可。关于这个问题的著述不可谓不多,但这位“永恒的爱人”的真实身份却仍然扑朔迷离。

  不过,所有贝多芬学者都不曾对伯纳德•罗斯 Bernard Rose 在《永恒的爱人》一片中提出的观点表示过支持。在这部影片中,作曲家疯狂地期待着与弟媳乔安娜(Johanna.)的秘密结合。不错,贝多芬在弟弟死后成了侄子卡尔的法定监护人,而他也的确给了这个孩子父亲般的关怀,但也只有好莱坞才敢去想像卡尔实际上是贝多芬自己的儿子——是他和乔安娜私通的结果。

  匈牙利贵族约瑟芬•冯•布朗斯维克(Josephine von Brunsvik)是可能性更大的候选人,贝多芬曾在1805年头几个月里给她写了不少情书。她婚姻不幸——嫁了一个比自己大了近30岁的男人,新近又成了寡妇,但她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做好与作曲家发生肉体关系的准备。“我对你的爱无法言喻,正如一个温柔的灵魂对另一个的爱,”她告诉他,“你不能接受这样的约定吗?”她似乎在几年后终结了和贝多芬的关系,并于1810年再婚。我们没有理由猜测她会在1812年又与贝多芬爱火重燃。

  另一个曾被传记作家们追捧的候选人是女伯爵朱莉娅•圭霞尔蒂(Julia Guicciardi),贝多芬把自己的《月光奏鸣曲》题献给了她。圭霞尔蒂在16岁时成了贝多芬的钢琴学生,半个多世纪之后,她这样来回忆贝多芬:“非常丑陋,但又十分高贵,拥有优雅的情感和修养。”1801年,贝多芬曾跟自己的朋友和早期传记作家弗兰茨•威格勒说起过“一位可爱迷人的女郎,她爱我,我也爱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觉得婚姻可以是件幸福的事情。”贝多芬这番话说的可能就是圭霞尔蒂。他又补充道:“不幸的是,她不属于我这个阶级。”贝多芬后来曾宣称圭霞尔蒂爱他甚于爱自己的丈夫,但又不得不承认后者“比我更适合做她的爱人”。

  关于这个“永恒的爱人”,不时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名字还有特蕾斯•马尔法蒂(Therese Malfatti)和埃玛莉•瑟博德(Amalie Sebald)。马尔法蒂在1851年去世时还保存着贝多芬那首著名的钢琴小曲手稿,上面写着“致爱丽丝”(Für Elise),这里的“爱丽丝”可能是贝多芬对特蕾斯的昵称。1810年夏天,贝多芬似乎曾认真考虑过向马尔法蒂求婚,但他笨拙的举止使马尔法蒂全家大为不快,马尔法蒂家因此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客人。贝多芬对受命传话给他的朋友抱怨道:“又一次,我只能从自己的心灵中寻找慰藉——对我来说,别处都找不到安慰。”至于瑟博德,在贝多芬于1811年和1812年两次去特普利茨的时候,她都碰巧在那里。前一次是诗人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铁治(Christian August Tiedge)陪她去的,贝多芬请铁治带给她“一个十分热烈的吻”。但那种幼稚的调情方式与情书中“永恒的爱人”那样的爱情宣言实在有天壤之别。

  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在1977年的传记中为这个谜团提供了一个更为令人信服的答案。所罗门认为,这个“永恒的爱人”只可能是安东妮•布伦塔诺(Antonie Brentano)——贝多芬与她在维也纳的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从1810年左右就开始了。布伦塔诺尊敬贝多芬,认为他“作为一个人比作为艺术家还要伟大”。根据警方记录(当时的法律规定旅行者必须在到达时到当地警方进行登记),所罗门断定1812年夏天布伦塔诺和她的丈夫也在波希米亚的温泉小镇度假,不过不是在特普利茨。此外,贝多芬在动身去特普利茨之前不久还为布伦塔诺的大女儿写了一段钢琴三重奏,他在上面写道:“给我的小朋友马克西米莲•布伦塔诺,以此鼓励她演奏钢琴。”他甚至在乐谱中加上了钢琴部分的指法符号。多年之后,贝多芬把自己最后一组钢琴奏鸣曲(共三首)中的第一首题献给了马克西米莲,只是因为疏忽才没有把后两首(作品第110号和111号)题献给她的母亲。为了补偿,贝多芬把自己最后一部卓越的钢琴作品——《迪亚贝里变奏曲》——献给了布伦塔诺。而在这首变奏曲中,我们还可以听到与布伦塔诺失之交臂的第111号奏鸣曲的余韵。

  “我已经躺到床上,但我的思绪飞向了你——我永恒的爱人,”贝多芬在1812年7月7日的早晨写道:“我要完完全全地和你在一起,要么就彻底断绝往来。”贝多芬真的会用如此亲密的语气去给一位有5个孩子的已婚妇女写信吗?最后,我想指出一个事实,它与贝多芬恋爱对象的身份问题相比似乎微不足道——这段恋爱故事在时间上刚好与贝多芬一次严重的创作危机相吻合。

  在写下这封信之后的几年里,贝多芬推出新作的速度急剧减慢。直到1816年,他才重新带着全部的创造力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而此时的贝多芬似乎已经完全隐遁到了自我的世界里,日益下降的听力更加深了他与世隔绝的程度。贝多芬后来的一些作品堪称是有史以来最具超世俗意味的音乐,包括一些钢琴奏鸣曲、一些弦乐四重奏、《第九交响曲》以及《庄严弥撒曲》。“对你(指贝多芬自己)来说,”贝多芬在1812年末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幸福从此只存在于你自身和艺术之中。”

  《贝多芬传》读后感(六):贝多芬研究的权威之作

  “贝多芬出生于贫寒的家庭,父亲是歌剧演员,性格粗鲁,爱酗酒,母亲是个女仆。贝多芬 本人相貌丑陋,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困苦,还经常受到父亲的打骂。贝多芬十一岁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当大风琴手。十七岁丧母,他独自一人承担着两个兄弟的教育的责任。”这是我在百度百科中搜到的关于贝多芬生平的介绍。

  按照所罗门这本《贝多芬传》的研究记载:贝多芬出身波恩宫廷乐师家庭,祖父是选候(十三世纪起有权选举德意志兰国王的诸侯)的宫廷乐长,并不是贫寒家庭。父亲是宫廷高音歌手,也并非歌剧演员。母亲也并非女仆,恰恰相反,她的家庭成员中有好些富有的商贾。反而是贝多芬的父亲高攀了。贝多芬也并非加入戏院乐队,而是以作曲家的身份,进入宫廷教堂唱诗班。为什么如此错漏百出的介绍会出现在百度百科上,查了一下来源,是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看来关于贝多芬的生平,我们以往被严重误导了。

  《贝多芬传》读后感(七):由庸常而入圣

  本书最后引了某评论家的这句悖论:“最接近完美的艺术作品,同时也是受它产生的时代影响最深的,它超越了这一切,最大限度地进入了永恒。” 这其实也是这本传记写作手法和理念的钥匙:贝多芬是怎样超越了包围着他的庸常而成为乐圣的。全书的重点就是再现这些庸常,尤其是考证、还原出乐圣一生中对其创作产生刺激的三件事:他的贵族出生甚至是国王私生子的幻想;谁是那位“永生的恋人”;对侄子抚养权的争夺。它们分别对应作者眼中贝多芬人生中的三大缺憾:低微的出生,单身,没有家庭。作者用弗洛伊德的理论重构出,克服这三大缺憾、与之作斗争乃至和解就是贝多芬的命运,并成就了他的伟大。

  对普通读者如我来说,如果能耐心翻过一页页精细的考证和推理而读到那句悖论,那么肯定早就是贝多芬的铁杆粉丝,早已被他上天入地的伟大技艺深深折服了。在作者的带领下,穿越乐圣的一生,不时把听过的作品挂到他的人生坐标上,不仅常生会心之乐,而且有重温某些作品的冲动。毫无疑问,此书是加深理解乐圣的进阶之石,写得可靠而坚实。不过,如果从未听过贝多芬的主要作品,能否耐心去看作者不厌其烦还原出的那些今已陌生的他的时代,尤其是那些包围他的庸常,我是深感怀疑的。这里基本没有对乐圣某部作品的分析,显然,前人对这些已经写过太多,作者自己恐怕也感到了这方面的欠缺,所以才在最后一章对贝多芬伟大难解的晚期作品有所分析,算是曲终奏雅,由庸常而进入了永恒。

  《贝多芬传》读后感(八):译者中文水平堪忧

  书本身不错,但遗憾的是译者的汉语写作水平太糟糕,使得该书的可读性大打问号。这一点看看译者的《译后记》就知道了,兹摘选几句让大家欣赏:

  1、“错谬,译者不知,贻笑大方之处恳请专家不吝赐教。非专家也可能看出其中谬误,有何见教?”

  2、“最后,本书有幸邀请到美籍华裔音乐学家李曦微教授为中文本作序,李序从高的视点,广的视野介绍本书,对读者,还有译者本人定当大有裨益”。

  3、“译者愿就教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他们出过不少有品位的书。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们宽以待人,不惮其烦,反复质疑,避免了因译者无知和疏忽犯下的错误而险些对不起作者、作者,更对不起贝多芬。”

  相信诸君看到这样的句子,心里也不免嘀咕:这译者的中文水平如此,翻译能过关?反正看到这样文字,我当时很崩溃,想骂人,打算把书给退了,后来想到该书毕竟非译者自己所著,只要翻译忠实,即使文字不好,至少还有资料价值,就留下了。写这些主要是为了给想买此译本的贝多芬粉丝们提个醒,看你们能否接受这样的文字了。

  《贝多芬传》读后感(九):李曦微教授推荐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这个名字太沉重,不要说为他写传记,就是为他的传记译文写序言,也让我感到如履薄冰,诚惶诚恐。然则由于此书的独特学术价值,更因为译者田园先生的热诚信托,我还是斗胆写下这篇短文,聊以为“序”。

  贝多芬,维也纳古典主义音乐的顶峰,继往开来,承接古典、指向浪漫主义未来的最重要桥梁,在几乎所有的音乐体裁、技法领域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成为无数后世音乐家的楷模和灵感来源,又是令人畏惧的阴影。早在他逝世前,就已经引起音乐理论家、批评家、文学家的高度关注。对他的音乐、生平、家世、思想、人格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在这时也已经开始。

  贝多芬去世后不久就有几部不成熟、不严谨、不可靠的传记发表。他晚年的朋友和秘书,小提琴家和指挥家A.申德勒出版了两卷本传记(1840,1860)。在半个多世纪中,它被广泛作为贝多芬研究的权威,因为在贝多芬逝世后,他占有了作曲家留下的几乎所有文字资料。也因此,尽管后世的贝多芬学者越来越多地发现其著作中有大量歪曲、偏见、有意的忽略,以及编造的成分,然而,由于他与贝多芬的特殊关系以及对作曲家遗物的占有,这部传记仍然是所有贝多芬研究者必须参考的。塞耶(A.W.Thayer)出版于1866年的三卷本巨著的资料考据要严肃得多,学术性强得多。他也是最早对申德勒著述的真实性、可靠性发起挑战的人之一。

  在之后的近两百年间,仅长篇的贝多芬传记就有数以百计,堪称汗牛充栋,论文更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新的贝多芬研究论著仍在不断出现。贝多芬的生平,正如其音乐,已成为永恒的、无穷尽的课题。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他的音乐上达天庭、下通人间,博大精深,无所不包,如果对生命价值和美的探究永无止境,对贝多芬音乐的探究也是。其二,贝多芬留下的和与他有关的文字资料种类非常多,数量惊人,极少有其他作曲家能与之相比。其中有大量的手稿、笔记、数百本对话记录、日记、通信、文章、宫廷记事、法院档案等等,直到最近还有新的发现,对现存的资料也不断有新的辨伪、比较和阐释。

  20世纪以前的贝多芬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是传统的几种类别:资料的实证性搜集与梳理;以作曲家的身世、成长、个性、与各种人物的交往等为中心;侧重于其作品和创作历程、风格技法的演变,以及他在音乐史上的地位。进入20世纪后,一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被用于贝多芬研究,例如社会学、心理学、符号论等。20世纪下半叶,这些跨学科的研究逐渐成熟,产生了不少出色的成果。

  本书的作者梅纳德•所罗门(美)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和理论家,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茱莉亚音乐学校,并且是波恩贝多芬档案馆顾问。他的音乐论著集中在古典音乐领域,出版过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的传记,其中最出色的是这本1977年初版的《贝多芬传》。它被学术界广泛认为是权威性的贝多芬研究,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这部传记的鲜明特点和独特贡献在于其贯穿全书的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格式塔心理学),同时结合了社会学分析。作者在心理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并且于1973年出版了影响颇大的专著《马克思主义与艺术》,该书的历史批判精神和社会学认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遥相呼应。这种心理学—社会学的方法为贝多芬现象的研究提供了富有创造性的新角度、视野和诠释。没有塞耶式的全面而巨细无遗的资料考证,没有黎曼(H.Riemann)、戴特斯(H.Deiters)那种渊博精确的作品分析或者罗曼•罗兰、托维(D.Tovey)雄辩浪漫的文学性。我们看到的是冷静、客观、外科手术刀似的准确观察和剖析。贝多芬不是被作为盗天火赐予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等天生完美的大师来歌颂的,而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研究的。他有幼稚期,有成长过程,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地方,有崇高的信仰,也有信仰迷惘动摇的时候。他历经苦难,毕生奋斗探求,最终才成为伟大的巨人。人格如是,音乐亦然。

  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范例是书中贝多芬的青少年时期部分。作者在对历史资料的严谨筛选和查证的基础上,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其家庭成员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贝多芬的心理、个性和处世态度产生的持久影响。又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他的社交圈子和活动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和宗教状况、风尚与思潮等,揭示出贝多芬与“光照团”、启蒙主义、共济会、百科全书派、“狂飙运动”、约瑟夫皇帝的开明君主专制、拿破仑的革命与王政复辟等等的关系和他人生观、政治观的发展与成型。国外书评对这部传记的主要批评是认为其对贝多芬音乐作品本身的研究太笼统、太肤浅。不过,作者的意图本来就是以贝多芬的生平、人格、思想和观念为中心的。虽然其对贝多芬的具体作品往往是简洁的、结论式的观点,但仍然对于理解他的音乐在体现时代精神与其人生观念、风格继承与创造、音乐材料的运用、结构逻辑的演变等方面富有启发意义。

  本书由于理论与方法的综合性———心理学、社会学、音乐学、美学,涉及面广而复杂,翻译的难度很大。田园先生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编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反复修改,一丝不苟,为中国读者奉献了这部重要的、新颖的传记。它的出版一定会促进我国贝多芬研究往广度和深度发展,为广大贝多芬爱好者和学者提供认识这位伟人的新视角、新维度。

  李曦微

  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