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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为利》读后感10篇

  《以利为利》是一本由周飞舟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5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以利为利》读后感(一):利的方向

  粗读此书,现实生活中许多不理的经济现象会迎刃而解。例如:高房价、土地财政、乡镇企业消失、三提五统农业税消失等等。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博弈,源于利,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前进的方向在哪里?

  《以利为利》读后感(二):可意会不可以言传

  这本书我之前写的一个书评因为“因为 含有社区指导原则不欢迎的XXXX已转为仅自己可见的日记”,只能随便抓点凑个书评了。我就不明白这本书都可以让它出版,我的笔记凭什么就不行呢?所以还是留点记录以备将来查阅。

  周飞舟的这本书挺好的,认真去读的话就会有所收获。本书最重要的结论其实都在这本书的结尾处,这也就是这本书“以利为利”的由来。

  在本书的第252页作者写道:

  “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曾子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过危矣。“往圣先贤的教诲可以作为本书的结语。”

  《以利为利》读后感(三):财政的目的

  财政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基础,狭义的政府的定义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政机关,即一个国家政权体系中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政府在一个国家的公共领域中保障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职能。政府执行力的强弱,需要以财政收入为行政的基础,财政能力越强,越能够发挥为人民服务的作用。

  阅读完《以利为利》这本书后,我对国家的行政方式,行政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国家财政被分成了中央政府财政和地方政府财政,虽然是作为共同的执政利益集团,但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在财政上分配却决定着中国政府的行为,它改变着中国的财政政策,关系到中国的全部百姓所能享受到的政府的公共服务。

  中国土地面积广大,在如此巨大的土地上,资源和人口分布不均,使得不同地区间发展差异很大,我认为这是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分配能够引起中国变革的一个主要原因。东部地区借助其优异的地理资源和发展历史,经济发展很快遥遥领先与中国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自然也水涨船高。而西部地区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一直滞后,财政收入偏低,这些地方的人口显然没有赶上中国腾飞的列车。中央政府负责领导全国各地方政府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有义务来协调统筹全国的财政,推动中国平衡全面的发展。

  阅读本书后知道,作为一个巨人站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央政府在如何分配财政收入上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集权,则各个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无法充分调动各地发展的活力,往往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放权,则发达地区的强大会充分威胁中央政府,而落后地方与发达地区差距将会逐步拉大,中央失去调控全国的能力,中国秩序将严重打乱,形成乱局。正如书中提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围绕着如何“收放”的改革问题,中央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中一直在探索中尝试,这其中的挫折和失败在所难免,但整体上到今天向着一个良性发展。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仅是简单的财产数目的划分,从书中所举的例子分析,我认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已经演变成为了中央引导地方政府发展的一个风向标,中央制定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引导着地方政府行为决策,引导着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书中列举了大量的例子都证实了这一点。财政包干制导致地方政府兴办乡镇企业热情高涨,大量的乡镇企业在中国这片新兴的土地上发芽。分税制的施行加强了中央政府控制全国经济发展的能力,转移性支付为欠发达地区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财力保障,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使得中国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即使在很落后的地区也有资金保证学校硬件的完整,惠及了全国的各个地区。

  分税制这一种税务制度在加强了中央政府财权,这一过程也深刻反映了中央政府制定政策能够强力引导地方政府发展方向。分税制使得“财权层层上收,财权层层下移”,并且在地方政府可以留下的税种中,与土地开发、城市拆迁和建设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税收增加能够迅速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这样的格局导致了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与之相伴的是土地价格的迅速增长,房价的飙升,使得中国房地产行业一度失控,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未能制止房价的增长。《以利为利》书中用了大量的数据说明土地财政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意义。从这样的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房地产行业火热的缘由。虽然分税制自1994年到如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其带来的负面效应需要进一步去弥补,中国特色的道路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探索。

  另一方面,我认为地方政府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中。在放权的年代里,地方政府面临的是和同级别其他政府间激烈的“指标竞赛”,政府不得不探索求生的方式,在中央政策不明确、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担着巨大的风险和巨大的财政压力去争取财政收入的增长,沿海发达地区政府财政还能正常的运转,但是中西部落后的地区则面临了巨大的危机,连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都不能保障。在集权的年代里,虽然落后地区政府获得了转移性支付来保障其事权的实施,但是这种事权却更多的移交到了地方政府,查阅中国统计年鉴,可以看到,到2012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的52.1%,但是事权却占了中央和地方的85.1%,这对于地方政府也是一个挑战。

  本书结尾,作者周飞舟提出“对于政府来说,财政是有所作为的关键,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但是政府财政既非政治目的,也非立国之本”。我认为庞大的中国需要有政治作为引导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促进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需要强大的驱动力才能推动其进步。但正如曾子所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作者在全书的最后用先贤的教诲作为结语,我认为是作者对中国政府财政关系表现出的一种谴责,对中国政府过于以财政作为其目的做出的一个主观的回应。

  全书完整认真地读了一遍,快速浏览翻阅了无数遍,阅读越觉得书中的逻辑和分析值得深挖,每一遍读来都能找到不同的侧重点,可以关注税制的变迁,关注农村和城市基层政府的行为,关注书中的数据反映的问题,关注地方政府行为的内在逻辑,关注中国现象的财政关系原因。写本文时,由于没有系统的政治学的训练,很多学术性的用语和词汇都不敢任意使用,导致了脑子里有很多想法,但提笔就在考量是否能写,何建宇老师其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的方式对我启发很大,并且在教学方式上也能不断做着创新和尝试,我认为这些方式都值得推广。

  《以利为利》读后感(四):周老师关于“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

  本书主要探讨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周飞舟认为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的变化推动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并导致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最为明显的是1994年分税制的改革(财政包干制改为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力量上升,地方财政力量减弱,地方政府基于理性经济人角度的考虑,想方设法去获取(开辟)新的更为有效的财政来源。地方政府在“逐利”的过程中,却忽视了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在“压力型体制”下通过“指标竞赛”的方式去实现升迁,地方政府通过畸形的经济发展去获取财政收入,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地方或者个人的“私利”,这种现象显然是“以利为利”,违背了曾子所说的“以义为利”,没有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疯狂“倒卖”土地,推动房地产开发,就是地方政府“以利为利”的一个核心表现。在土地财政的推动下,某种程度上说,以房地产建设为推动力的城市化路径取代了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路径。这就是财政关系推动地方政府行为变化的表现,或者说一个侧面。当然,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财政结构的调整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是是多方面的;反过来说,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会使得中央政府重新考虑财政结构的调整与财政制度的重新设置。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来说,互为因果。当然,也可以说是(财政)制度设置——(财政)制度实践——(财政)制度评估——(财政)制度再设计的过程。

  这本书的写作倾注了作者的很多心血,也是对其以前研究的一个总结。因为之前有看过周老师发表的期刊论文,所以这本书读起来会觉得很熟悉,很亲切。当然,也很带感,很舒服。书中的部分内容和观点,周老师早有论述。关于分税制改革及其影响,周飞舟(2006a)曾经做过系统论述,他认为“分税制并没有有效地均衡地区间因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区域差异”,原因在于分税制所带来的集权效应引起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其中,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有相对较强的实力利用土地开发去获取财政收入,形成所谓的“土地财政”,实现财政的增长。而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显然没能够从“转移支付体系”中实现自身财政(收入-支出)的平衡,财政实力受到了削弱,财政普遍吃紧。由于地方政府突破预算约束,“积极从预算外、尤其是从土地征收中为自己聚集财力”,周认为这会形成一种“二元财政”的结构格局。关于财政资金的专项化问题,周飞舟(2012)也有文章进对其行过论述和分析。周的研究指出,“项目和专项资金并非像上级部门预想的那样有效率,相反还会出现许多意外后果”,在义务教育的案例分析中,周指出“这些专项化的财政资金却会由于乡镇政府的缺位而滞留在县(或县级市)一级,造成了所谓的(公共财政覆盖县城)而非反哺农村的结果。”换言之,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加强了县级职能部门的力量,弱化了乡(镇)政府的力量,项目和专项资金实际上难以到达基层农村社会。周飞舟(2006b)在另一篇文章中系统论述了基层政权的“悬浮”状态,在2002年,税费改革之后,“过去一直依靠从农村收取税费维持运转的基层政府正在变为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基层政府不再需要从农民那里汲取资源,也没有多余的财力进行乡村改造和建设,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变得松散起来,基层政权“悬浮”于村庄之上。造成基层政权“悬浮”状态的重要原因是乡镇财政的困难,事实上,乡镇财政困难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吃饭财政”和“负债财政”已经成为了普遍的地方财政形态。而造成乡镇财政困境的原因,周飞舟(2003)认为“现行财政体制造成的收入上敛以及地方教育支出沉重是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土地财政与政府行为的关系,其实周飞舟(2007;2010)之前就有过分析和论述,周飞舟(2007)在《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一文中指出,“真正影响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的因素是软预算约束与政府获取体制外资源的能力。”地方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市场,进行土地的征用、转让和开发,推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并从中获取巨额的财政收入。这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获取体制外资源的主要手段。而分税制之前,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体制外的资源主要是乡镇企业上缴的利润。政府的具体行为(获利行为)虽然有所差别,但是其行为逻辑是一样的,背后的动力机制也是一样的。某种程度上来说,“1994年以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与1994年以后的财政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实质上是相同的。”周飞舟(2010)在其另外一篇文章《大兴土木: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中探讨了“城市扩张、土地开发和土地财政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并认为“这三者之间的过密关系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城市化的浪潮依旧汹涌澎湃,只不过其推动力已经由工业化悄然转变为了房地产开发,周飞舟(2012)在《以利为利》中,将这种新的城市化模式总结为“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市化。孙秀林等(2013)利用全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分税制及其所带来的集权效应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这亦进一步证明了财政关系(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化)存在着影响。

  参考文献:

  【1】 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J]. 社会,2012(1)

  【2】 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社会学研究,2006b(3)

  【3】 周飞舟,《大兴土木: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10(3)

  【4】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6a(6)

  【5】 周飞舟,赵阳,《剖析农村公共财政:乡镇财政的困境和成因——对中西部地区乡镇财政的案例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2003(4)

  【6】 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J].社会学研究,2007(1)

  【7】 孙秀林,周飞舟,《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13(4)

  【8】 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y/2017.1.15

  《以利为利》读后感(五):转载 书评

  讲述最近二十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诸多“中国奇迹”,绕不开1994年的分税制。从广义上说,它不仅是一次税制改革,更是一次财政改革、一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变革。借用温总理的话,即“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如果说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话,那么最大的成就即表现在对于这一宏大历史变迁的叙事逐渐具体而微。在来到现场,通过实地的访谈、调研,展示出一个个转型社会的解剖切片之后,再返回中观层面,打开黑箱,钻研其内部构造,揭秘其运作机制。从实际的疑问——问题——问题意识的形成过程来说,社会学界对于政府行为的关注,首先是从对乡镇企业和“三农”问题的经验研究中提出的。此后,由于对政府与市场、社会、企业、农民等每一重关系的深层追问,都会触及到央地关系特别是财政关系,一批社会学者加入到经济学、政治学研究早已聚焦的领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地方政府间竞争、为增长而竞争、锦标赛体制等概括层出不穷,多少显示了学术界的一些共识。

  周飞舟新著《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展示了一个社会学者对这一主题的独特视角。关注和熟悉其作品的人们不难发现,本书是他十年来研究脉络的一个系统整理,其间更有作者深入实地调研访谈的大量一手资料、数据和案例,对于在深层结构中理解改革过程的诸多政治经济议题,提供了一个稳健而接地气的分析框架。全书共十五章,不妨大略分作三个主题:一是分税制改革与央地关系的变迁,二是县乡财政危机的发生与农村基层政权的悬浮化,三是发达地区财政结构异变与“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之前的央地关系经历过两轮“收放权”的政策实践,财税体制也先后出现过统收统支、分类分成、总额分成、收支包干、固定分成等形式。这一过程的基本规律有三:其一,在经济停滞时放权,在经济过热和混乱时集权。这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其二,放权的主要手段是地方投资权和企业管理权。换言之,这是一种体制下放,将原属中央集权控制的对人、财、物、计划、企业、基建等方面的权利整体下放。投资权下放是地方开展产量指标竞赛的基本条件。其三,无论收权还是放权,都同时伴随着中央在其他方面的集权,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上。

  改革的大幕从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拉开。从此,“承包”二字,不仅足以穿透整个八十年代,甚至跨越世纪门槛,至今而威力不减。经济学对承包制的兴趣可谓由来已久。杨小凯、黄有光提出过一种间接定价理论。说白了,间接定价就是一种事后算账,也就是承包,它的基本原则与那句概括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话异曲同工——“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从1980年开始,我国试行财政承包制,即中央对各省级单位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增收的部分可以按一定比例留下自用,对收入下降导致的收不抵支则减少或不予补助。经过七年的试点探索,财政包干制在1988年全面推行。“放水养鱼”的政策激励,引发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展开的激烈竞争。

  地方政府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包干税收基数之外的部分,可以留归己用;二是广开财路,通过在发展“共有产权”性质的乡镇或集体企业,获得预算外收入,同时刺激地方就业和经济增长。此时的税制下,以产品税、增值税为代表的流转税是对企业征收的主要部分。流转税的特点在于不考虑企业盈利与否,只要开工生产,有销售收入,就要征收。税收体制与财政包干制改革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结合,为地方政府推动改革后第一波工业化、大办乡镇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制度激励。县级政府获得乡镇企业的税收,村集体拿到村办企业的上缴利润,乡镇政府则既可参与预算内税收的分享,也可以得到预算外的上缴利润。所以,对税收最重视的县级政府最热衷于做大企业规模,帮助乡镇企业跑贷款,对盈利与否则相对忽略。这既造就了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所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也造成绝大部分乡镇企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为其在后来的数次宏观调控中屡屡遭受打压埋下了伏笔。八十年代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实现政企分开,但最终结果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更紧密结合,并反过来造成中央财力下降。这是分税制改革的第一背景。

  财政包干制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思路,中央政府通过逐步放权,将改革前的“以条为主、条块分割”的央地关系转变为“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由此而产生并逐年递增的增量收入,则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这更强化了地方主体意识的觉醒,并转化为经济周期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作风。同时,承包制内在地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重开谈判”、“重签合同”即重复博弈,地方的财大气粗使其在每一次财政承包“合同”的讨价还价中占据上风。至分税制改革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双双降至20%附近。这构成了分税制改革的第二背景。

  对于分税制改革的艰难历程,近年来已有不少亲历者的回忆可供参考。最近且最权威的文献是《朱镕基讲话实录》,其中详细记录了前总理朱镕基亲率部委官员历时74天、分赴16省份“东奔西走”、“南征北战”的谈判过程。分税制在流转税、所得税方面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税种,实施税收返还和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分设中央、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这是一次为市场经济奠基的财经制度变革,它改变了此前每隔几年就要重新讨价还价一次的明显带有机会主义性质的央地关系。无论从改革目的还是效果上,分税制都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财政集权,而且是一次单向度的财权集中——事权并未因此很快上移。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在方向上与财政包干制完全相反的制度变迁,却比财政包干制更明显和有力地刺激了地方经济增长?

  周飞舟认为,分税制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偏好和行为。增值税成为分税制后地方企业的主体税种,而中央和地方对此的共享分成比例为三比一,增值税收入从此成为对地方政府而言成本最高、边际收益最小的税种。由于中央并不分担企业经营和破产的风险,则包干制下地方政府大力兴办和经营企业的收益下降而风险上升了。于是,我们看到了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大规模转制几乎同时发生。流转税的蛋糕被中央政府占了大头,地方政府开始寻求新的财源,以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为主要课税对象的营业税,成为颇具潜力的替代性收入。由此形成了如下的链条:乡镇企业的萎缩、倒闭使原有的就近就业、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离土不离乡”模式夭折,过剩人口开始向沿海工业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经济区域迁移,这使发达地区城市的企业、居民用地需求剧增;地方政府在分税制压力下迫切需要通过发展建筑业增加预算内收入、通过土地开发增加预算外资金;上述两方面因素,给了地方政府以充分理由“经营城市”,并在土地征用和出让过程中获取巨额的预算外收入。概言之,以分税制的实施为标志,地方政府的行为客观上从工业化转向了城市化,特别是以土地而非产业和人口为中心的城市化。

  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配平各省收入差距的能力和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远没有中央财力的集聚那样迅速。在上世纪最后五年中,分税制前本来相差不大的东、中、西部县乡人均预算收支状况迅速分化,中部地区塌陷为财政洼地。由于分税制仅只规范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办法,结束了每隔几年甚至每年一次的讨价还价,但省以下的财政体制则仍沿袭着包干制的一些传统,并与分税制原则结合为分税包干办法。基层官员的考核晋升,都与是否超额完成包干任务相挂钩,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弄虚作假行为,甚至不惜借高利贷、“空转”以完成任务而任凭新增负债逐年膨胀。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最薄弱的中部地区基层政权率先爆发危机。这些地区的县乡政府自办企业热情消减、招商引资先天不足、跑部钱进力度不够,只好牙缝里挑骨头,在税源稳定、100%属于地方税种的农业税费方面不遗余力。由于农民负担大多按亩计算、有些地区的乡统筹则是按人计算,而那些年恰是粮食连年丰收但农民遭遇打白条、卖粮难的谷贱伤农时期,没有打工收入的纯农户相较于兼业农户反而承受了更重的负担。到了本世纪初,中部地区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负担过重、税负倒挂、费大于税,促成了2002年的农村税费改革。

  这项改革的目标是减轻直至取消农民负担,在农村建立公共服务体系。这是一个两难。以往农村公共品的提供,主要依赖县、乡、村三级组织“收钱办事”,即“三提五统”中的“五统”。如今,钱不能乱收,事还要办好,必须仰赖中央财政的支持。但中央的专项资金有严格的用途管制,不得挪用。在教育、农田水利等公共服务方面,由县财政作为主要出资方的“以县为主”体制是中央在后农业税时代对央地关系调整的主观意图。但在实际执行中,县财力的捉襟见肘使其仍然倾向于把部分责任下压到乡镇,“以县为主”就此变异为“县乡合办”甚至“以乡为主”,大部分乡镇不得不“招商引资”、“东拼西凑”以补充财力。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的财政独立性更弱了,但事权并未上移很多。保工资、保运转、保建设的三项任务,多半只能停留在前两步。借、欠、跑、卖,是其勉力维持局面的四字箴言。所谓借,除了每年年底向县政府打报告要求补助,再就是向民间借款;所谓欠,主要是在修路架桥、盖楼建校、农田水利等公共建设项目上向施工队拖欠工程款;所谓跑,是利用各种关系到上级跑项目、要资金;所谓卖,就是变卖乡镇政府的固定资产或一次性出让固定资产的承包权。这些败光吃净的做法,加剧了基层财政的空壳化和基层政权的悬浮化趋势,并悄然改变了基层社会的内部结构与运作逻辑,增加了政府对资本和富人的依赖性。

  在《以利为利》一书的最后四章,作者对发达地区的二元财政格局做了深刻的机制分析。相对言之,发达地区的公共财政意味较欠发达地区要浓一些。与财政收入主要用来保工资、保运转的“吃饭财政”甚至“要饭财政”相比,发达地区是可以称得上“办事财政”的。但严格来说,其预算内财政也只能保“吃饭”部分,“办事”部分的经费要视预算外财政、特别是从土地的非农化过程所带来的收益多少而定。目前,我国的土地所有权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城市建设用地的产权性质需为国有土地,而国家可以把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有偿征用为国有土地。土地的征用和转让过程中的征税、收费或经营,产生了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其规模往往相当于甚至高于预算内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广义来讲,与土地相关的各项收入在预算内和预算外都成为重要支柱。一方面,1994年税制改革将增值税成为中央主体税种,2002年中央又将增长迅速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也划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由此“挤压”地方政府不断、也不得不把重心转向那些零散、小额的税种——营业税在此背景下成为地方财政增收的生力军。另一方面,与分税制同时开始的预算制度改革始终力图将地方政府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这迫使后者极力规避监管,维持甚至做大预算外收入——主要是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土地收入。

  土地出让金的净收益,一方面用于补充财政支出和土地征用的其他成本。对公益性用地和工业化用地(工业园区),往往无利可图甚至要倒贴。所以,地方政府更加偏好商住用途的经营性用地,通过招拍挂方式转嫁城市化成本。土地出让金的更重要用途,是作为资本金撬动金融杠杆,成为地方政府城市扩张和土地征用的融资平台。这主要表现为以这部分资金组建城市开发或建设公司,通过财政担保和土地抵押等方式获得银行贷款。只要城市地价足够高,银行就乐于出资贷款,地方政府就能够有足够的财政、金融弹药推动城市扩张和GDP、财政收入的增长。城市化的基座已悄然由工业化置换为房地产开发。这股浪潮是如此迅猛,以至于部分城市开始在城郊地区以宅基地置换、土地整理和复垦的名义推动“农民上楼”,这种辗转腾挪、螺狮壳里做道场的计划,不过是“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市化模式的最新变种。

  人们对这种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反映出的财政体制、央地关系问题的思虑,绝非杞人忧天,黄宗羲所警告的“积累莫返之害”仍如幽灵般不时闪现。曾子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跳脱逐利怪圈,建立公共财政框架,这是中国政府在1998年的郑重承诺。直至今日,这仍是一个值得人们继续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