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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暗哨》经典观后感10篇

  《羊城暗哨》是一部由卢珏执导,冯喆 / 梁明 / 凌云主演的一部悬疑 / 惊悚类型的电影,读好书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羊城暗哨》观后感(一):羊城记忆

  尽管有着太多意识形态的影子,但是不得不承认建国初期的敌特影片拍的很不错,在特色鲜明的人物之间,观众可以单纯的享受看一场荧幕上惊心动魄故事的乐趣。

  影片的主题是:抓坏人,抓破坏我们安定生活的一切坏人。这种主题很单纯。

  冯喆很帅,是风流倜傥的帅,不带脂粉气,不带邪气。小时候看这电影,惊呼我们也有和法国的阿兰德隆一样帅气的男演员啊。

  影片里侦察员拿着《羊城晚报》接头,广州风情凝结在一部传奇里。多年以后,那份记录了广州历史的报纸又将何去何从?

  如今回到祖先曾经居住的地方,正好面对着本家陈氏祠堂,几百年的一次轮回。人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尽管作为一个外乡人不免会觉得孤独,但是,广州是热情的,它有着宽广的胸怀。我们就像千百年来那些迁徙的牧人一样,逐水草而居,寻找着自己心里的天堂。

  《羊城暗哨》观后感(二):《当年风靡也一时》---由老电影到老演员

  《羊城暗哨》,我说的是经典反特电影(1957年),而不是那个革命电视连续剧(2006年);

  该电影由著名演员冯喆主演;其主要剧情为:

  ----解放初期,一名代号209的特务被边防军捕获,为将敌特组织一网打尽,公安人员王练冒名209,按地点先后与特务接头,并与八姑以假夫妻身份活动。王练经过细心侦查,发现八姑要挟陈医生赴港参加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到联合国去诬蔑新中国,在公安人员的帮助下,陈医生决定协同公安局破案;特务逼迫陈医生一同上了轮船,在船上,梅姨出现,王练的身份也暴露,特务正要加害王练之际,公安人员一齐动手,将特务一网打尽。

  快照5

  这些播映时片头会出现曝光白点的老电影,都是年幼时搬着小板凳赶场子的记忆了!

  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电影《羊城暗哨》一度风靡全国,深入敌后、机智勇敢的虎胆英雄王练依然在许许多多国人心目中鲜活着。

  尽管有着太多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影子,但是不得不承认建国初期的敌特影片拍的很不错,在特色鲜明的人物之间,观众可以单纯的享受看一场荧幕上惊心动魄故事的乐趣。

  影片的主题是:抓坏人,抓破坏我们安定生活的一切坏人。这些朴素元素是民众最基本的需求了!

  再说技巧!

  其实,您若可以坚持看完这部电影,最大的感受在于,这部电影的技巧和手法到现在都在被很多电影、电视剧模仿,五十多年了,我们的电影水平还是没有提高多少。 如配乐是相当大的亮点。这部电影的配乐,张弛有度!

  而影片最大看点是---真实!

  该片故事就改编于当时震惊全国的“羊城第一案”。“1952年,广州市大东公安分局收到两封匿名的举报信,举报一伙反动分子计划从本地的黄沙码头上船,劫持从广州到海南岛的客货轮船,在10月份联合国开大会时,先到菲律宾,然后开到联合国去控诉共产党,之后再投奔台湾。”

  而其另一个真实地引人入胜之处,就是该片编剧陈残云,作为乡土作家,在他一系列小说中非常注重突出南国特色。

  “境中人生,人在境中”,他笔下无处不体现出南国风情、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田园特点和城市风貌紧密结合……不像一些现代电影,喜欢弄个子虚乌有的“滨海市”之类,而《羊城暗哨》打出“羊城”的牌子,就要求处处有“羊味”。   

  所以,导演卢珏在影片中极力渲染,在无形的生死战斗后面,经常出现我们熟悉的海珠桥、越秀山、永汉路(即北京路)骑楼、芭蕉林、荔枝树。   

  在王练(冒充特务209)与八姑第一次见面时,卢钰导演为勾勒幽静而神秘的气氛,选择了墓碑林立的黄花岗烈士陵园——那时的黄花岗不像今天,确有一股阴森之气,柏树参差,碑石散乱,荒草萋萋,人物在这个环境中活动,有强烈的神秘感。

  八姑为挑拨陈医生(韩涛饰)夫妻关系拿出一张假合照那场戏,拍摄地点选在中山五路的百年老字号茶楼惠如楼,请食客充当临时演员,那高高低低的广州话“烧卖”“大包”的叫卖声,红线女的粤剧名段《搜书院》隐约可闻,无不构成浓烈的南国色彩,从而把这部惊险影片抒情化了。   其余拍摄地点像沙面、百子路、东山洋房、西关的青砖屋,都使影片粤味清醇,不但令广州人看了无比亲切,也令在全国甚至国外上映时,由于显示出浓厚的岭南特色而大受欢迎。

  如果您想一看50年代的广州风貌,不妨参见此片!

  谈谈主演。

  英年早逝的著名演员——冯喆(1921—1969年)!

  年青观众知晓的不多,但讲到电影《南征北战》中有勇有谋的解放军“高营长”、《羊城暗哨》中的虎胆英雄侦察员王练、《铁道游击队》中睿智老练的游击队政委李正,相信观众再熟悉不过了。片中的故事剧情时至今天仍被津津乐道,角色扮演者是一代又一代影迷所喜爱和崇拜的偶像——冯喆。

  冯喆,原籍广东南海,1921年出生于天津。父亲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母亲也有相应的文化水平。冯喆自幼勤奋好学,刻苦用功。他二十岁时,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上海的租界地区。当时,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冯喆被迫停学。在这期间,由于他经常观看话剧演出,接近共产党员和进步文艺 工作者,对以戏剧形式鼓舞民众抗日热情,有了新的进一步认识。1942年,他参加 了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文艺社团演出,并先后在美艺、华艺和同艺等文艺团体演出《家》、《风雪夜归人》等40余部话剧。1946年加入上海国泰影片公司,主演了《裙带风》、《忆江南》等多部影片。1948年到香港,在《恋爱之道》、《结亲》等影片中扮演各种角色。

  1950 年,冯喆回到解放后的上海,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这对于冯喆来说,是新生活的开始,也是他表演艺术的新起点。从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初,10多年间,冯喆曾在《胜利重逢》、《淮上人家》、《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羊城暗哨》、《沙漠追匪记》、《金沙江畔》、《桃花扇》等影片中扮演主要角色。和解放前不同的是,他扮演的人物更丰富多样了,而且大都是他以前所不熟悉的,其中有解放军、公安战士、农民等等。作为长期生活在城市文化圈中的冯喆,要演好这些人物,难度是比较大的,而冯喆塑造的这些银幕形象,大都真实、自然,还具有他那独特的潇洒风度,是较为难得的。冯喆在表演艺术上这种新的成就,新的突破,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这和他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沸腾的战斗生活中去是密不可分的。

  1961年,由于由于不久前“街头追女”的风波,被名列第一批入川援助峨影厂建设的人员之内,但美其名日是照顾夫妻两地分居;因为在此之前1957年,他的妻子张光茹为了重新找回失去的川剧事业,已经调往四川成都川剧院。

  冯喆从上影厂调入四川峨眉山电影制片,逐渐转入幕后工作,期间只参加过《金沙江畔》、《桃花扇》的演出。

  1966年,冯喆的演艺事业正值如日中天的时候,来势汹猛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彻底改变了冯喆的一生的命运,使他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

  文革开始后,峨影厂紧跟形势,全厂上下开始深入揭批“文艺黑线”,冯喆自是不敢有丝毫怠慢,全身心投入运动之中。然而,等待冯喆的却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被戴上“夏衍黑线人物”、“文艺黑线的黑干将”、“特嫌分子”的大帽子,遭到厂里造反派的围攻和批斗。这场来势凶猛的打击,令冯喆猝不及防。他解放前参加的由党的“左翼”文化运动领导的“同茂”剧团的演出,还有解放前夕赴香港拍片的经历,

  本是他一生都引以为荣、感到自豪的历史,却在其时是非颠倒。冯喆极力申明,极力表白,极力解释,极力辩护,然而一切都是无济于事。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冯喆自然是百思不得其解,他为自己极力申诉,但是给予他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厉害的批斗游街,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拳打脚踢。冯喆身陷囹圄,随时随地、随时随刻都会被失去人性的造反派招之即来,进行肉体摧残和人身凌辱。这是冯喆一生最为沉重而悲凉、凄惨而恐惧的日子,也是他始终难解郁闷而最感痛苦的日子。

  此时,冯喆的妻子张光茹自然也是被作为“专演才子佳人的旧戏子”,强行送进了成都市文艺系统学习班,整天就是不断地反省自己。由于她与冯喆早在上海就已情感破裂,尤其对冯喆在调来成都之前所做出的“街头追女”一事大为愤怒,更是对他眼前的处境不但没有丝毫的同情,而且还由此产生强烈的报复意念。她由于从来没有原谅过冯喆,早已与他同地分居,甚至还向峨影厂造反派密报了冯喆和一些同事以前谈论形势的事情,结果使他招来一场装进麻袋里的毒打。冯喆的肉体在遭受摧残,他的内心在默默地流血。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倾情恩爱过的妻子,会这样无情无义。   

  1966年到1969年,是“文革”风暴最为猛烈之时。1969年新春刚开始,省“革委会”就迅速作出决定,把整个省级文化系统单位的人员全部赶到著名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所在地——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也就是所谓“刘文彩庄园(“收租院”就在这里)去接受阶级斗争再教育。全班人马一千多人都进驻安仁镇中学,当时名称叫“四川省级文化系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千余人全部按连队编制,集体居住在各大教室内,室内安置上下铺木床,仅留过道通行。而对那些重点管制的“专政对象”,则集中在与一般人员居住的相隔一片草坪的一排并列的大教室里,即后来称为的“红色牛棚”。当时,“专政对象”共分为三类,即“走资派”、“当权派”、“黑线人物”和“三名三高”,冯喆被列为后一类。这个学习班的活动首要任务是“天天读”,然后是没完没了的“大批判”,以及并不叫人好受的体力惩罚。在学习班里,冯喆对造反派强迫自己所干的重体力劳动,只有默默地干好,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对他所渴望的“精神枷锁”的解脱和人身自由的解放。

  《桃花扇》作为“大毒草”影片在“集中营” 的大操场上放映,造反派们边看电影边振臂高呼“打倒”口号,随后,又把从剧团抄来的戏服强行给冯喆穿上,拉到街上对着高音喇叭,又是一通响彻云天的批斗口号,使冯喆的身心再一次遭受严重的摧残。   

  1969年的初夏悄悄地来到,“集中营”里对“重点管制对象”的历史问题和现行表现正在进行综合定论,所以令人倍感恐怖的“大逼供”全线铺开。这些“重点管制对象”,一个个被单独带走,重新进行提审,令其交待以前所谓的历史问题,过去的批斗、游街和毒打,现在升级到更加残酷的严刑逼供,穷凶极恶的造反派为了完成市革委会下达的命令和交派的任务,开始变本加厉地再一次用非人的手段和肉体折磨来试图查出“ 专政对象”新的线索。6月2日这一天,“集中营”院里的高音喇叭地猛地传出凶神恶煞般的声音:“冯喆,你在哪里?赶快回来!如不回来,后果自负……”这种声音反复叫嚷了十几遍,十几个专政队员来回奔跑,像是在上天入地般地搜查“逃犯”。第二天下午,造反派把大家全部集中到操场大草坪上,口气生硬地宣布说冯喆已畏罪自杀。就这样,一代著名影星自此永远消失于人间,他死亡的时间是1969年的6月2日,年仅四十八岁。

  ---- 一位同情冯喆的同事曾悄悄地暗示说:“你哥哥人长得很漂亮,死的也漂亮”;

  这是他个人最喜欢的影像

  这是和秦怡的合影

  如今,一代著名演星冯喆已故去四十三个春秋,他在银幕上塑造的人物形象,演艺风采还是可以扎根在某些观众心中(比如我,就会想起那张英俊、刚毅的脸)!

  1978年7月13日,峨影厂举行全厂追悼会,公开为冯喆平反。

  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辰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之际,冯喆被国家文化部列为126名“中华影星”之一。

  之后的纪念活动也得到众多影迷支持,每年前往祭奠亦是不为间断!是啊,有的人生时为人拜,有的人亡后被纪念!

  文行结尾,若冯喆先生再此,当会潇洒道:当年风靡也一时,俱,往矣~~~

  您也可以前往下列链接,看到更多配图文字!

  http://www.bafeit.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7page=1extra=#pid7603

  《羊城暗哨》观后感(三):有那么一些感人的旧片

  比起当前的那些标榜大制作、大导演、大明星的le se..我更愿意看这些四五十年代的老片儿.看惯了花里胡哨的片头,每次看到老片开幕时的白色光点还有似乎晃动的屏幕,整个黑白的影象,我就充满了期待,会想起小时侯搬着小板凳热热闹闹的在学校操场上集中看电影的情形,很兴奋,尽管完全不知道在演什么,好象放的最多的是战争片儿..

  故事背景是1958–1965年的中国,描写广东一带侦察员反特的悬疑故事.悬疑片儿,太有传奇色彩了.现在喜欢玩悬疑的人太多了,要么血腥暴力要么阴森可怕,当代悬疑似乎更多和惊悚联系在一起了.孰不知我们其实很多人只想要看悬疑,想看吸引人的推导.而不想看暴力血腥,也不想被惊悚片吓到半夜都不敢睡觉,每每想起依然脊背发凉.废话不说,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方潜入敌阵做暗哨,打探消息并配合组织行动以抓获一小撮特务.但是安排很巧妙,最后的特务头子居然就是安插在暗哨冯喆和女特务假扮夫妻的家中保姆,的确震撼.也是故事的亮点.

  影片无论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影象抓取点,都让人无可挑剔.严峻的形势下透出一种真实的气质,演员的质朴和真纯,我方人员的机敏睿智,处变不惊.敌方的狡诈与故做态度,都很完美.

  每个演员无论戏分多少,表演的都无可挑剔,很到位.演员冯喆,更不用说了,和阮玲玉一样属于国产旧片老戏骨.一张一弛的气度,自然真实的演技.当然还有俊朗的外型,即使在今天.也不见得有谁能比得上他.可惜英年早逝,不然该还会有多少经典留下..

  今天看到这部老片,写下些许文字怀念中国老一辈电影人们,在今天五彩斑斓却也参差不齐的影象时代,也许很少有人还会关注还会记住那些年代的严肃话题和黑白影象,包括最早的电影和电视剧,很多都是经典,可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但偶尔想起,感动依然会久久的停留在那里.也许随时光荏苒,科技迅猛,这些老片会越来越不被人注意,可是有那么一些人曾停留过,感动过,甚至记住了,就足够了.

  《羊城暗哨》观后感(四):工商界人士

  昨天看这个电影(IPTV重放)最大的感觉是按照电影的逻辑,抓住特务梅姨是次要的,挖出这个控诉团有那些有名有姓的“工商界人士”,也就是放得是特务这个饵,看看能钓出多少藏在人民深处的 军需主任来。这样想,其实有些不寒而栗的。

  这个电影涉及到了ps的问题,就是把两张照片拼在一起,在1957左右该是专业技术了吧,之后我在《费家有女》里有看到一次,有照为证变得连眼见为实都靠不住了。

  就表演而言我很喜欢狄梵处理的八姑,可以和《英雄儿女》里的王晓棠作比较,“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我们这样的人还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珠圆玉润之下仓皇辞庙,这个人物还是有些琢磨的。

  梅姨,马科长,小神仙都太离谱了,夏天在昏暗的灯光下说要大干一场也太象小鬼了,如果特务都是这样的,世界就真的太平了。

  演侦察科长的是于飞,他不是老演苏修特务的吗,一下子变成好人实在有种混进革命队伍的感觉,那个宏霞扮演的女公安再次说明好女人一般都那么令人乏味。

  要说冯喆了,昨天仔细看了一遍他的演出反而不如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来得松弛,穿的西服衬衫皮鞋还是很潮的,这一点,王心刚庞学勤哪怕孙道临都比不上,感觉他就是那种香港回来的,举手投足那么倜傥,那句 出去逛逛,不玩怎么像香港华侨 的感觉很好,但他要演出革命者的味道的时候就有些僵,大抵就是马连良突然唱红灯记的感觉。

  冯喆,咳,活着该多好。

  《羊城暗哨》观后感(五):凝视:反特片被穿透的欲望空间

  很多研究者认为,反特片中女特务的出现使许多“禁区元素”出现在了银幕上,调情以及性的暗示像暗流一样冲击着意识形态堤坝。但当回到这些“禁区元素”得以展示的具体情节中考察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僭越之物都牢牢地被规训和圈制在强大的逻辑(物理逻辑和情感逻辑)之内。在《羊城暗哨》(1958年)一场戏中,穿着睡衣的女特务“八姑”来到卧室里,摇摆着丰饶的身躯,伸出一只示意渴慕的臂膀,引诱潜伏到特务老巢的人民公安王练放纵欲望。此前,王练为了顺利执行任务,伪装成一名特务骗过了“八姑”,并答应与她做“假夫妻”以掩人耳目。而卧室桥段是“夫妻”(不论是“真夫妻”还是“假夫妻”)的题中之义。 卧室即家宅(的一部分),作为私密性的空间,自然开启居于其间的人一种保护性的意识,一种无所顾忌无所忧虑的安全感,唤醒人“诗意地栖居”的梦想。“不管怎么说,在住着人的家宅外面,寒冬的宇宙是一个简化的宇宙。” 哲学家巴什拉在流动深情的论述中,努力探索并确定空间的人性价值,空间尤其是类似于家宅的空间,其本身具有抵御外界的天赋,所以卧室是给人温暖,令人放松的空间。正像巴什拉强烈感到家宅意识是不断向外延伸的,对卧室的完全占有会令人的想象略过卧室外部的车水马龙和人情琐事,从而抵达宇宙的深处——即忘却现实的同时拥抱了无限。卧室空间是完全的个人空间,给予了居住其间的男女纵情的自由。影片中安排这样一场与女特务在卧室里周旋的戏码,意在考验王练的忠诚,尽管在五六十年代面对立场判断鲜明的反特电影,观众已经预先获得了看透“逢场作戏”的心理依据,但这种设置或许更能展示一种个人意志的胜利。

  然而,王练这种沉溺于温柔卧室的危险可能和张力,几乎被一个隐隐在场的“第三者”消耗殆尽。这个第三者就是伪装成女佣人刘妈的特务队长梅姨,尽管电影到最后才揭晓刘妈的真面目,但实际上大多数观众在电影中途就发现了女佣人的真实身份(套路导致失败的剧透),当年有影评就这样评价:“可是在运用险笔的时候,影片也有失笔之处,例如对于梅姨这个人物的处理便是。” 很大程度上,佣人是内在于家宅的存在,鬼魅一般目光,像一颗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蜻蜓之眼”高悬。别有用心的女佣人的特务目光则洞穿了“八姑”和王练的卧室,使这原本私密的空间处于敌对势力的监视之下。电影对女佣人真实身份的有意或无意的暴露不仅源于于集体主义时代特有的窥私欲,即对个人生活的好奇与破坏,还似乎在发出一种告诫:不可能存在一个非公开的时刻。

  身处敌人腹地的主人公身处一张紧密的目光网络中,不容放松的情势正如毛泽东所言:“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在所有的目光中,最丰富最有意味是女特务的目光。男性英雄与女特务目光交错,反复周旋,此间男性英雄不会失去他风格表现上的忠勇,但女特务才是目光的发出者和推动者。男性主人公几乎自始至终都处于女特务的凝视之中,这种凝视往往是双重的,同时带有政治层面的监视和欲望层面的窥视。不少电影都设置此类桥段,女特务的“凝视”几近类型化和模式化。 在“十七年”反特片中,巩固新生政权的决心是最基础的表意目的,男性英雄被结构性地赋予革命和国族象征高度,因此女特务对男性英雄的凝视带有了意识形态的觊觎含义。英雄人物主动性和男性欲望功能的缺席,很大程度上削弱、缓解了其中的情欲意味,而情节的表征引向了意识形态对峙和较量方面。戴锦华在分析“十七年”反特片中的此类男性主人公时认为:“主体的身份确认首先是也只能是阶级、而非性别的,性别的呈现始终是某种阶级表述的补充或政治修辞学的隐喻。” 可见由于影像本身的特质而得到展示的欲望内容,其实也是内置于整部电影表意的宏观结构中的,单纯的欲望本身无法获得“本色出演”的权力。加之彼时电影外部的“艺术教育”,先验地位观众提供了一套如何理解“逢场作戏”桥段的规定思路,“禁区叙事”的异端意味已经被压缩到最小了。

  2017年2月

  《羊城暗哨》观后感(六):现实比艺术还精彩

  讲述人:梁初,84岁,电影《羊城暗哨》主角原型   

  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电影《羊城暗哨》一度风靡全国,深入敌后、机智勇敢的虎胆英雄王练依然在许许多多国人心目中鲜活着。今天繁华喧闹的广州城里,一位84岁的老人默默承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反革命特务”的恶名。   

  云淡风轻,如今老人对一切都很豁达。在广州解放55周年之际,王练的原型——梁初老人,向我们诉说了一位卧底情报工作者的跌宕人生,以及广州城迎来新生后的真实历史图景。

  半世豪情难忘,须发皆已如霜。10月12日黄昏,海珠区东华东路一套简陋的两居室内,84岁的梁初老人见到记者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忙忙返回卧室,一气找出几个小小的红本本——老人收藏了50年的工会会员证、工人诊疗证,以及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   

  老人耳聪目健,他用一口地道的粤语反复介绍:这些都是我原来的证件……原来,老人是急于说明自己的身份:他是广州解放时党的地下工作者,不是背负48年“投案坦白特务”、“免于刑事处分”判决的“反革命特务”。   

  秘密受召 搬运工成“特勤人员”  

  广州解放初期,美蒋特务策划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更是成为敌我双方争斗激烈的敏感通道地区。

  由于特务活动频繁,当时主要负责深圳河两岸敌情调查的边防公安30团,有意在过境耕作的农民、搬运工人以及出海打鱼的渔民等群众积极分子中,培养“特勤人员”,以便随时掌握敌情,有效打击敌特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1953年,当时正在深圳搬运公司上班的梁初,经边防公安30团参谋徐明(化名)挑选并介绍,正式成为在该团侦察股立案的“特勤人员”。  

  上级领导指定梁初负责调查两岸间的可疑对象,并借机打入香港美蒋特务内部卧底。不久,细心的梁初即发现香港新界罗湖火车站西侧得意楼(赌场)老板张福智有国民党潜伏特务之嫌。可如何接近对方呢?凑巧的是,当时潜伏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也正在物色过境特工,对方也看中了勤恳老实的梁初。梁初凭一次成功的爆炸赢得了美蒋特务的信任,他趁夜晚9时深圳罗湖口岸闭关后潜水进入内地,在深圳河岸边引爆了一枚炸弹。  

  由于身份特殊,梁老当时从未向家里人透露过任何信息,与广州公安部门也从来都是单线联系。据梁老如今已50多岁的儿子梁仲玉介绍,为了保密,梁老当年同广州国民党特务联系时,经常是在文德路一固定房屋的某面墙上,通过特定暗语接头,比如“有情报”就放上一块砖;“同意见面”就并排再摆上一块砖。梁老长子称:由于担心身份暴露,他们经常搬家,还有一年全部在旅馆度过。   

  荣立大功 改名换姓继续卧底   

  1954年国庆前夕,梁初得知国民党敌特策划在广州进行一系列爆炸行动,包括在天河机场、火车站、市公安局、岭南文化宫、新华戏院、电厂等地同时实施爆炸破坏。案情重大!梁初在得到消息后,迅速秘密报知了边防公安30团,并由广州中南公安司令部转广州市公安局立案(时称零二专案)。   

  此时,香港潜伏特务得意楼老板张福智以为时机已到,也赶在国庆五周年纪念之前,着手精心布置这一“华南行动”。张福智命令梁初利用过境搬运作掩护,用草袋(平时作披肩用)作包装,分两次将美制TNT黄色海绵烈性炸弹、美制银灰色燃烧弹共六枚偷运入境,送交广州市潜伏特务联络员陈二妹。   

  “听父亲讲,第一批炸弹是我跟我妈带进关来的,当时我还不满一岁,正在吃奶。”儿子梁仲玉描述。几天后,梁初自己带入3颗烈性炸弹。全部偷运入境后,梁初约当时边防公安30团侦察参谋刘燕昌(化名)在深圳罗湖桥附近、华侨大厦旁边的一公厕内,将6枚炸弹神不知鬼不觉地转交给了我方公安。这些烈性炸弹随后短时间内被护送至广州市公安局,交由专业技术人员作技术处理(即排除爆炸燃烧功能,并还原复制),然后再由梁初在严密布控的情形下交给敌特分子。结果,广州潜伏特务头子罗定山、屈金汉在前来取炸弹时,被广州市公安局一举抓获。

  其后,该敌特团伙的25名特务也一一落网。“当时是为了破案留根”,目前已退休多年、家住广州新港中路一大院的刘燕昌解释,为了继续保持梁初的卧底身份,梁当时也是公布的破案抓获对象之一。“但他实际上从未接受我方公安部门审讯,也没在任何供词上签过名画过押。”对此一直知情的边防公安30团侦察参谋徐明老人说。   

  事后被称为“新中国解放初期第一大案”的这起敌特大案破获后,时任广东人民政府主席的叶剑英曾亲自到庆功大会祝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幕后英雄梁初却在第二年三月广州市中院公布的判决书中,被公开判决为“投案坦白特务”,“免于刑事处分”。  

  “我是一两年后才知道自己被判刑的”,如今84岁的梁老笑着称。事实上,在破获该案当晚,为避免敌方报复性暗杀,梁初一家一夜间已由深圳全部搬至广州,并由广州市公安局秘密出面动员梁初将名字改为现名“梁焕”,其工作和住房安置统统由广州市公安局专员解决。

  破获“华南行动”后,梁初便在生活中神秘蒸发,而代之的是另一身份“梁焕”。此时,利用其先前曾深入敌特内部的丰富经验,上级领导决定让梁焕继续潜伏。  

  身份暴露 含冤受屈四十七年

  据梁老回忆,大约在1956年夏天,与梁焕单线接头的广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在安排梁焕与另两名特务嫌疑人员接触时,偶然被原先认识梁焕的两名老乡在路上撞上,对方一开口就叫他原名“梁初”,使得梁焕身份暴露。从此,有关部门再没让他干“特勤”工作。而此时,真实的他已是一名被公判的“反革命特务”。  

  梁焕自此隐姓埋名,一下就是整整48年。

  1999年9月,当广州媒体大篇幅登出寻访当年(1953年)破获国庆前夕“华南行动”大案的小英雄时,当时78岁的梁焕老人被深深触动了。

  2002年3月,经过梁老整整长达两年的奔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1955年对其的判决,恢复老人名誉。为此,儿子梁仲玉流泪了,“我从来没有流过泪,但老爸的事是个例外……”   

  白首有憾 一生忠诚未能入党

  梁老住了近40年的小两室一厅内,家具简单、一室清贫,几乎看不到什么奢侈品,有关部门承诺其作为“共和国无名英雄”而应该补发的工资奖励也尚未完全兑现。但这些并不是梁老真正在意的,他以之为憾的竟然是入党心愿一直未能如愿。  

  梁老说,在确知自己已平反后,80多岁的他第二天就跑到所在街道交了入党申请书。可街道工作人员回复:“这些资料太旧了,过时了!”老人只好默默回家,也没向家人提起。“我这一辈子勤勤恳恳,对党忠诚,为什么就不能入党呢?”一头白发的梁老喃喃自语。